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近几十年来在海内外均在较大影响的治学方法。自五十年代以来，这一方法既屡遭批判，也多有善意的评述和补充。
五十年代初，胡适先生自美返台，在台湾大学讲演治学方法，论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当时的台大校长钱思亮先生即在私下对胡适先生说：“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在上一句话‘大胆的假设’，因为他们都已比较的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胡适先生说，“这个意思，我大体赞成。”
六十年代末，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肖公权先生在撰写回忆录时，也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
胡适先生谈治学方法，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名言。我想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书”字应从广义，解作有关研究题目的事实、理论等的记载）。经过这一阶段工作之后，作者对于研究的对象才有所认识，从而提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回过来向“放眼”看过，以至尚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看书而不作假设，会犯“学而不思则罔”的错误。不多看书而大胆假设，更有“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
肖公权先生强调说：“照我看来，不曾经由放眼看书，认清全面事实而建立的‘假设’，只能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偏见或错觉。从这样的假设去求证，愈小心，愈彻底，便愈危险。”显而易见，肖先生的意思是说，应先大量接触原始材料，在原始材料中探寻有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论证，这样才能保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相反，先在头脑中“大胆假设”，然后再去原始材料中去设法“小心求证”，那是极其危险的。
肖先生的回忆录发表于胡适先生去世以后，自无法起先生于地下。不过，据知情者回忆，尽管胡适先生生前多次讲过“假设”要从材料和问题出发，不可胡思乱想。但“实际上又是一回事了。”有时“假设”可谓“大胆”，“求证”却不太“小心”。何况胡适先生还曾讲过“假设是愈大胆愈好”一类的话。可见，在“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前补上“放眼看书”这四个字，确有必要。胡适先生如果在世，应该也会说“这个意思，我大体赞成”的。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旅美学者唐德刚先生则走得更远一些，他认为这一方法“在当今社会科学家看来已完全落伍。”究其原因，“那就是赫胥黎以后的‘社会科学’，它是连皮毛也未碰过的。”唐德刚先生说：“胡先生谈话时总是用‘人文科学’这一名词。我就很少听他提过‘行为科学’这一名词。”而“社会科学”“在人类知识史上就等于是工业史上的‘原子能’。”故而“胡适之那点陈枪烂炮——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科学的治学方法’——碰到原子武器，就难免要溃不成军了。”
八十年代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敏生先生在所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中论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时，虽不像唐德刚先生那样几近“全盘否定”，但对“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这两点，均提出了批抨意见，他写道：
胡适先生谈“大胆假设”的时候，只注重提倡怀疑精神，以为怀疑精神是科学的精髓（这是对科学的很大的误解），故提“大胆”两字以示醒目。事实上，他却没有仔细研究科学假设的性质到底如何？因为科学的假设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都必须是够资格的假设（competent hypotyesis）。但经他提出“大胆”两字，情况就变得混淆了。因为这样的说法，如不加以限定（qualify），使人以为越大胆越好，岂知许多大胆的假设，虽然发挥了怀疑精神，却并不够资格成为科学的假设，此种假设是与科学无关的。从实质的观点来看，胡先生对科学方法所做的解说，与科学研究及进展的情况是甚少关联的；也不能说一点关联没有，因为他所说的“小心求证”涉及到一点点粗浅的归纳法的解释与应用，但归纳法的应用并不像他所说的那么简单；其次，归纳法在科学发展上远非如胡先生所想象的那么重要。像地质学、植物分类学这一类的科学研究是与归纳法有相当关系的。但，像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理论性的自然科学，它们里面重大的发展与突破是与归纳法关系很少的，甚至毫无关系。对此，一位内地学者评论说：“应该说，林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用‘够资格的假设’取代‘大胆的假设’也许更为妥贴。因为这不仅避免了因过于大胆的假设而造成的资金与人才浪费，而且有助于科学研究协调有效地发展。”
九十年代初，旅美学者余英时先生则重点谈了他对“大胆假设”的意见：
胡适之先生提倡考证学，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名言。但是这个口号的上半句如果不加分析是很容易引人误入歧途的。在科学研究中，“假设”（hypothesis）的地位并不是很容易取得的。凡是能提升到“假设”的地位的问题都预设研究者对于本行的研究现状和问题的背景知识有一通盘的了解之后，他才能判断怎样建立“假设”，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假设”。背景知识也包括材料在内。“假设”纵然有趣，但如果材料不足，则仍然只有放弃。“假设”往往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逼出来的；例如某一问题研究到了某一阶段碰到了障碍，这便需要建立新的“假设”使研究可以继续下去。所以在通常的情形下，“假设”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什么样的“假设”获得证实的可能性较高，这是研究者必须事先慎重考虑的。因此所谓“大胆的假设”必须正理解为在有限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大胆”，而不是漫无边际的即兴联想。
周一良先生说，胡适先生的“大胆”八字源自梁启超的清儒六条。而唐德刚先生讲：“据胡先生告诉我，他那个终身提倡的所谓‘治学方法’，原是他在哥大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然发现的。一读之下，至为心折；再读则豁然而悟，以至融汇贯通而终身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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